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恐怖袭击，造成上千人死亡，绑架了数百人。之后以色列展开了野蛮报复，对加沙发动了狂轰滥炸。至今已造成了三万多人死亡，其中妇女儿童死亡人数超过了两万。
自从以色列进攻加沙，造成大规模伤亡以来，美国的大学的抗议声音就一直没有断过。当局和主流媒体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滥杀无辜的行为，一律扣上支持哈马斯，反犹的帽子。去年哈佛，MIT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校长被国会找去听证，要求表态学生的行为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校长们都不置可否，语焉不详。之后有两所学校的校长因此而辞职。
而从今年4月17日开始，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率先占领学校广场抗议，要求校方撤资（devest）跟以色列有关的企业和组织，断绝经济往来。而随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莎菲克在参加完国会听证会回到学校以后，就立马叫来警察驱赶和逮捕了抗议的学生。引发了更大的愤怒，全国更多的学校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抗议行动主要是在校园里占据一块地方露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叫来警察清场。截止目前，美国有超过90所学校有学生抗议，有超过50所学校的抗议有警察进入校园逮捕抗议示威者。
这个时候，网上一些所谓的自由派反贼又坐不住了，纷纷指责美国学校在搞文革，是在搞串联，是暴民运动。
出于人道主义同情普通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不等支持哈马斯。说学生是哈卫兵，则是扣帽子。
文革十年，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各种力量错综复杂，很难简单地理出头绪。但是其主线还是清楚的。
发生于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是毛发动底层群众，要推翻整个官僚体制，推倒重建的实践。是一场在没有个人自由的政治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运动。
文革一开始，毛主要利用了以高干子弟红二代为主体的“红卫兵”（后成为老红卫兵），吹响了文革的号角。造成了血腥的红八月，老红卫兵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因此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红卫兵在学校打老师，抄家、在社会上破四旧，也有发生在北京的大兴县大屠杀。这些都是有政府在背后支持的行为。
同时政府还派出工作组，在校内打压普通学生要参与运动的诉求。文革前17年，受到体制打压不得志的这部分人，有起来造反的意愿。在文革初期是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因为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被允许加入红卫兵。
因为以老红卫兵为主体的西纠，后来的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其本质上是反对普通群众参与的。这与毛要发动底层群众起来推翻官僚体制的目的是矛盾的。于是联动和中央文革发生了冲突，后来则被取缔。扫清了毛发动草根群众起来推翻基层党组织的障碍。所以这些“被解放”了所谓前17年不得志的这些人，是感谢毛的。这些人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却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于是各种造反派组织层出不穷。造反派组织斗争的目标，是直接指向刘邓为首的官僚体制的。所以刘邓最恨这些人。而对于自己的子女红二代组成的红卫兵，虽然作恶多端，但刘邓的官僚集团，在文革之后认为还是自己的子女靠得住，是要把权力移交给这些人的。
文革之后，80年代，孔丹给陈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所以不能把我们像对待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样进行清算。陈云批示，还是自己的子女靠得住，所以要委以重任。这也是很多联动成员，在改开后反而进入党政担任要职的原因。比如孔丹，王岐山，薄熙来等人。
所以可以看出来，文革中开始进行的学生运动或者社会运动也好，都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后来即使是出身不好的人参与进来，也是毛允许的。而且造反派反对谁，都是严格受限的，一旦涉及到对毛或者周造成威胁，都会被马上予以取缔。
而之后毛跟官僚集团达成了某种妥协，毛又出卖了这些人，之后造成很多造反派被官僚集团屠杀。包括文革中三大屠杀之内的湖南道县屠杀，广西四二二屠杀，都是官僚集团对造反派的屠杀。
因此文革中的学生运动，是在极权体制下，自始自终都是受毛派系指导和控制的，而且后来为毛抛弃。也没有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虽然可以批判地方党委，但是如果设计到一定级别，则马上会被制止和取缔。
而发生在美国校园的学生抗议，是在有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保障下的公民社会自发的合法抗议，跟文革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学生的目标，也不是要争取任何权力。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求学校跟与以色列有联系的企业和个人脱钩，是经济诉求，而非政治诉求。
如果说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跟文革有什么可比性的话。一个是川普的支持者，很多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失意的工人阶层，所谓的锈带的产业工人。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的好处，因而心怀怨恨。而川普的竞选策略，成功地煽动和利用了这些人的不满和排外，所谓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反对深层政府，从而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这跟毛利用了前17年对体制不满的人的情绪，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推翻官僚体制，并且实施了暴力夺权，有相似之处。
其二，2020年大选川普败选之后，号召其支持者去围攻国会，要阻止对选票的认证过程。国会被攻进，而且有人在国会门口树立绞刑架，要绞死二号人物彭斯。这跟文革中，毛号召底层民主起来造反，要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很大的相似。
因此，是川普的煽动和号召他的支持者来反体制更像文革，而不是学生自发的抗议行动像文革。
国内外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把一切的群众运动都比作文革
这些所谓的海外民主人士，动不动就说美国要搞文革，觉醒运动是美国要搞文革，要求政治正确是搞文革，抗议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搞文革，教育平权也是要搞文革。包括刘瑜，把metoo运动也比作贴大字报搞文革。在他们眼里，好像一切社会运动都是文革。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把一切社会运动比作文革呢？
其一，他们对文革的历史并不了解。文革是自上而下引发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像海外成熟民主社会，社会运动的爆发是自下而上要推动变革，像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都是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正常反应。包括发生于2020年黑人乔治·佛洛依德被杀后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升级。虽然这种非中心化的群众运动肯定会夹杂各种人和各种声音，但是华人媒体圈一概称之为打砸抢。
其二，国内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深受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的影响。这本书在西方的影响，绝对没有在中国的大。
这本书认为，群体的智力是低下的，非理性，充满危险的。个体一旦加入了群体，再加上有政治野心家的煽动，人就会失去自我，只剩下从众心理了。所以群氓是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群体政治出现是文明走下坡路的标志。
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想法，可能跟邓小平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一切的“乱”。所以他们看到群众运动就天然反感，有深深的不安。
勒庞的这本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现代社会的群体运动，并不都是非理性的从众心理作祟。即使在文革的狂热年代，也有顾准、杨小凯这样的理性思考者，不容被忽视。而大陆学界，显然被勒庞这本书带偏了，对一些群众运动持怀疑和反感的态度，这也是不对的。
结论：
美国发生的学生运动跟文革没有任何可比性。这种比较，其一是对公民社会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污名化，把民主国家公民行使正当权利，等同于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政治运动。其二是淡化了文革的罪恶，给文革脸上贴金，让人以为，文革不过如此，其实是给有真实罪恶的人做了开脱。因此其实践是非常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