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对于毛泽东农村边缘人文章的感想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先生曾經撰寫過一篇名為《打天下的光棍 — 毛澤東與中國史》的評毛文章。

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

毛的共产主义理论功底不高,共产主义ABC的水平。但是他熟读中国旧小说,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代稗官野史,历史演义小说之类,从中吸取权术之术,尤其是如何对付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以为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农,是一群游离于城市农村边缘,不从事生产劳作的这么一些人,所谓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是毛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不是想起了《芙蓉镇》里敲个破锣喊着运动咯的王秋社。毛是集农村边缘人特质,加上封建帝王之术,再加共产主义专制于一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之大成于一身者。难怪其依附于本土的专制土壤,可以发扬光大,结出一朵灿烂的罪恶之花。

正是基于这么一种流氓无赖的气质,可以毫无底线地打击对手,所以形成了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往不胜的斗争哲学。所以做出出尔反尔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例如解放前,新华日报可以无情地抨击国民政府专制独裁,高唱民主赞歌,热情的讴歌美国民主宪政,是人类自由的灯塔。到了夺取政权之后可以任何基本的公民权利都不给老百姓,用户口制度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牢牢地束缚在户籍所在地,农民断是没有进城定居的可能。

土改时期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农民。解放后又可以通过合作化运动把土地收回,重新集体所有。

1957年可以开始宣布广开言路,帮助党整风,引蛇出洞的伟大阳谋。之后可以马上枪口倒转,开始反击右派对党猖狂进攻,几十万到上百万的人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到大饥荒时候饿死。

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

打天下要成功,仅依靠传统社会的社会边缘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的加持。于是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一线人。之后到了延安整风,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之一就是整经验主义的代表周恩来。

文革也可以看作是以毛为代表的农村边缘人,跟以周恩来代表的城市边缘人斗争的延续。毛号召底层受压迫的群众起来造以周刘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反。最早被动员起来的红卫兵,却是高干子弟的官二代,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们的后台据说是周。他们斗争的矛头不是官僚集团,却是比他们弱小的学校老师,和城市里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到了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受压迫的人都要起来造反,反对刘派到学校整顿秩序的工作组。红卫兵发现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后,就成立了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保爹保妈的西纠,后来是联动。联动直接反对中央文革,阻碍了毛发动底层群众起来造反的计划。于是毛很快抛弃了老红卫兵,把联动取缔。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并获得中央文革支持的民间造反派此后得势。但是待到造反派之间武斗成风,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毛又派出了军宣队接管学校,造反派因而被边缘化。

到了七零年代,组织地方政府的三结合形式,就是军代表,党的干部,以及造反派都派代表到政府里任职,造反派被边缘化,军代表在林彪倒台以后也靠边站,最后还是老干部掌权。

周之后主导的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运动,有组织的杀掉了大批造反派。广西四二二和河南道县惨案,都是军队有组织的屠杀造反派组织和地富反坏右。造反派从此被毛彻底抛弃。

文革后,西纠司令给陈云写信,说我们这些红卫兵,跟三种人( 三种人包括: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是不同的,是反中央文革的,希望区别对待, 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批复, 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还是自己的后代接班比较放心。于是到了第五代,这些人纷纷走向了领导岗位。从这里可以看到,毛发动的以反官僚集团为目的的文革,以官僚集团全面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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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时评人,平等公义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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