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五十年沧桑,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事件亲历者经过50年,有的反思,有的忏悔,有的却正春风得意,还高唱青春无悔。随着官方有意无意的模糊历史,造成了很多糊涂账。很多人分不清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场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十年文革中,所有的暴行罪恶都归到造反派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一些人乐于见到的结果。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造反运动组织

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转发受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抵制,认为主要还是应该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而不涉及阶级斗争,彭真等人发表了二月提纲。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昭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首先就推翻了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发出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表示支持,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的目的,要扫荡中层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使权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同时还要进行他的乌托邦实验。毛能够依赖的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被打倒了,靠不上。党内官僚集团也不支持他。工人农民要吃饭生产,不可能支持他瞎搞。所以毛把目光投向了青年学生,他们的无知和热情正好可以利用。清华附中的一批红二代,闻到了某种气息,这些高干子弟,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学生,于1966年5月29日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使用“红卫兵”这个笔名来一致署名大字报。后来5月29日被称为“红卫兵成立日”,“红卫兵”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的意思,起源于最早由张承志使用的笔名。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北大附中学生1966年6月2日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刘少奇说搞组织活动,秘密活动不好,红卫兵是非法的,红卫兵一开始是不被承认的。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于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里面说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造反精神,于是毛立即回信给他们,表示他们的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还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毛从8月18号起,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毛指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发表在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红卫兵“造反”精神的呼声,得到毛公开支持,立即传遍全中国。之后红卫兵组织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

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扬言,我们是天生的掌权者,大权一定要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最大的权利,理由也非常简单,而且看起来理直气壮,父母打江山,自己坐江山,是权力的天然继承者。

红卫兵造反的矛头,一个是破四旧,砸烂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很多文化古迹遭殃,很多店遭改名,很多人强迫使用劳动人民的装束。另外一个是对地富反坏右的残酷斗争。

1966年7月,正是红卫兵大造反的时候,和刘少奇一起主持文革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要使工农革干子弟逐步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要成为一种趋势”,这大概也是预设的文革目标之一。而事实上,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高干的子女,就掌握了所在学校的领导权。此种把领导权交给子女的思想,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一直没有变。高干子弟掌权,称为当下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党内斗争的焦点,其始作俑者,就是1966年的老红卫兵造反运动。背后隐藏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造反不但为了夺权,还要垄断造反权利,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其实践结果,就是制造了血腥屠杀的红八月,首当其冲的是城市里的老师,校长。刘少奇在7月初就发出指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几种交待问题。北师大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便成为了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是该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据目击者,参与行凶的有邓的女儿邓蓉。

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参与行兇。

这些出身高干的红卫兵,炮制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而对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分子采取无情打击的态度。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著名的就有大兴惨案。大兴惨案是由公安部谢富志直接插手的。

江青专门传达了毛关于发生打人的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了。

由于老红卫兵,只造下面的反,不造跟毛对立的官僚集团的反,实际上他们的利益跟官僚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毛是对他们不能容忍的。毛通过康生老婆联系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调动他们起来运动。根据维基百科,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即化九班)学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员,但叶林仍为组长。工作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此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仍属弱势。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李讷的要求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派出百余人到清华大学张贴大量大字报,支持蒯大富。

可以看出8月份的时候,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还没有被解放,9月份才得势。所以红八月的暴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而是老红卫兵干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经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后,被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得以解放。毛泽东开始支持造反派,反过头来压制最早提出造反口号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看大事不妙,开始反他们和他们爹了。于是在11月27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之前成立的动纠,西纠,海纠为主体。就是最早的红卫兵。联动的目标就是反中央文革,跟蒯大富为首的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对抗。联动还六次冲击公安部,以为自己后台硬,无法无天。

四冲:1月6日晚上11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暴徒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 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 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反动标语。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有找着,便到处割电 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拱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以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暴徒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地夹着尾巴仓徨逃遁。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联动之后被取缔,很多人被抓起来。 但是很快就放出来了,这些人就逍遥派了。

1967年4月22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并讲话,随后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被释放。

“联动”成员卜大华在口述《我所知道的红卫兵》中回忆了当天的情形:

到人大会堂,好像是从南门进 的,南门进去右边第一个厅,好像是安徽厅。门口有一大堆人。到里面坐了一会儿,就看见中央领导人鱼贯而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江 青最先讲话。她说,我刚才都吃了安眠药了,但是我还是要来。我不知道谁是彭小蒙,彭小蒙最近给主席写了信,说要救他们的同学牛皖平,牛皖平来了吗?牛皖平 站起来了。啊,你就是牛皖平,好,你坐前面来。主席看了信就说让我们来见见你们。她讲完了,总理讲。总理一上来就说,委曲大家了。接着把放人这个事情的来 龙去脉讲了。他说,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到广州去,他们告诉我,这里也抓了好多“联动”分子,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抓人了。我说,不能这样嘛,不能不 教而诛嘛!回到北京,我就把这件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不要抓嘛,应该把他们放出去。给他们办公室,给他们车子。总理还专门问,有清华附中的吗?我就站 起来了。没想到那边又站起来一个人,原来是熊刚,我不知道他也被抓进来了。总理点了好几个名,两个女孩,一个蓝小兵,一个骆小锋,又点了一个董良翮。那 天,总理始终没有笑容。他讲话的时候,下面哭成一片了。我也哭了。……然后是陈伯达讲话,他说,“打、砸、抢”的“砸”字,过去都不认识,不能搞打砸抢 嘛!他嘟嘟嚷囔讲了一通。康生讲了甚么呢?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是祖国的宝贝,祖国的财富,特别是如果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话。 有些人到八宝山,去搞甚么祭奠死人,去哭坟,这不好,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而另外一边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人也很快在68年以后被毛抛弃,纷纷入狱,毛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目的达到以后,为了避免权力继续失控,或者将来反到自己头上,开始整治造反派。著名的造反派,遇罗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杀掉了。而在66年67年,中央文革是反血统论的,因为那样就阻止了调动广大群众起来斗走资派的群众基础。

不是给造反派开脱, 一码归一码,他们手上也有血腥罪恶,文革中造成最大伤亡的,就是造反派武斗造成的,或者造反派对造反派,或者造反派对保守派。但是文革初期对学校老师,知识分子,以及出身黑五类黑帮分子痛下狠手的,是官二代的红卫兵,这些人因为父母的关系,文革后很少受到追究。

文革结束后,原西纠头目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同志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同志批示同意。

联动这些红二代,文革结束后,或者经商,或者从政,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著名的红二代商人比如任志强,陈小鲁,孔丹,薛蛮子,著名的政界人物比如薄熙来,都出身联动或者西纠。这些人就是现在根正苗红的赵家人。今天的赵家人,跟当年的联动成员高度重合,所以他们才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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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时评人,平等公义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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