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杨绛5月15号去世,一时间舆论场很乱,有人发鸡汤,有人说她其实水平不高。有人说在那样一个年代,能够独善其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事实是,钱氏夫妇从来都没有远离权力,还是胡乔木的坐上宾。所以可以引用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钱杨二人,在极端的年代,采用明哲保身的自保方式,努力避免跟政治扯上关系,而且(自己或者别人)以这种不牵扯政治沾沾自喜,以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在这种荒唐年代里,明哲保身也无可厚非,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比人出头当烈士。但是把这种缩头乌龟的生存方式当成人生哲学,未免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姑且不说。看到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还沾沾自喜成为政治不粘锅,除了不食人间烟火之外,还有几分无耻。其实二人并没有能够脱离政治,他二人跟左派理论家胡乔木关系密切。胡乔木何人,是党内主观意识形态的大员。

1985 年方励之给《自然杂志》写了一篇通俗文章,介绍量子宇宙学,让当时意识形态最大理论权威胡乔木看到了,胡乔木就写信给《自然杂志》编辑部,说:“我不懂宇宙学和物理,但是我认为方励之这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随后,《北京日报》1986 年 5 月 5 日发表文章,高调批判宇宙学研究,字里行间充斥着大量“文革”语言,戾气弥漫。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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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时评人,平等公义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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