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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兮云 2020–12–25 11:13:40
1.
在学校的几年间，我并无缘认识傅高义先生。主要是生性懒散，加上辈分相差太大，研究的主题在最初看来也并不相近。但傅的活跃是出了名的，新冠疫情之前只要在校园里走一走，就有不小的概率能碰到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在参加过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大大小小讲座里，傅高义常在其中，或担任主持，或是在前排充满兴趣地倾听。就如同很多人回忆他的那样，八十多岁的人，精力旺盛、语气谦卑。某次讲座后，一位慕名参加的朋友跟我说，一直笑着的傅高义 “ 就像是吉祥物一样”。
我想这大概是傅高义的路人粉很多的原因。
当然，更多的原因在于傅高义几十年来给予他人慷慨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能让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能会尊重和感激的人。在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课程的老师回忆刚来时与傅高义的聊天，老先生分享了1970年教授中国社会课程时的大纲，绘声绘色跟后辈讲述模仿当时系里几大巨头的语调和风采。港中文的教授感谢傅高义在60年代帮忙建立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大量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Without him, we live in darker times.” 跟哈佛社会学系恩怨颇多的斯考切波也在哀悼的邮件中说，没有傅高义关于中国知识的指导，就没有那本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著作。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
当然，有粉就有黑。对傅高义的学术批评并不少：作为社会学家却专注区域研究，以至于在如今的社会学领域中很难说得上还有影响力；作为兴趣所致的历史学家，史料的收集运用又难免有所遗漏。但更多的时候，批评会多少超出学术批评的范畴。在我看来，这多少跟一件事有关。
傅高义是在为胜者书写。
日本腾飞的年代写日本，中国改开之后写中国，中间还编纂了一本《朴正熙时代》。尽管傅高义在写作之时考虑的都是向美国展示别的社会，其结果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学术写作随之变成畅销书，《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日中都是大卖。据三联当时的总编回忆，参与《邓》一书国内发行竞争的出版社有三十余家，可谓盛况空前。在和傅高义谈合作的时候，傅高义尤其认同三联提出的此书在国内发行的意义，并认为发行量不能少于50万册 — — 有些争强好胜的他不能接受印刷量少于基辛格的《论中国》。这不是为了收益 — — 傅将版税都捐给了本科的母校。至于必然到来的审查，他在接受纽时采访时倒是看得很开，表示删减并没有影响他想表达的意思。“当我抱怨我想说的话被省掉的时候，他们（三联）有时会想出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一部争议人物的传记只被少量删减，几乎就意味着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批评。传统自由派和左派在这一点上竟也有了共识，认为《邓》是与官方叙事太过如影随形了。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书中批判性的先天不足，对邓的刻画就像“党人事部门的档案”一样毫无生气。在此之外，安德森还另有一层专属于左派的批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以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巩固了对内的统治。在安德森看来，这个关于“成功”的故事是为了迎合中美两国改开的受益者，再次确认了那个让左派们如鲠在喉的事实 — — 毛之后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与美国斗而不破的好伙伴，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救世主。而傅高义所写，是在为这个故事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