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的来龙去脉

二战时期的1938年10月28日,1.7万名犹太人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在午夜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波兰。1938年11月7日,一名法国犹太裔德国青年,格林斯潘( Grynszpan),在德国驻法国使馆,枪杀了一名秘书恩斯特·冯·拉特。随后德国纳粹党以此为借口, 于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突袭报复行动。此事件中有超过1500所犹太教堂, 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等遭到纵火或损毁。 许多犹太商店和教堂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的发光,所以史称“水晶之夜”。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红门镇聚福缘公寓发生导致19人死亡的火灾惨剧 ,遇难者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包括8名儿童。事情发生后,政府不是致力于检讨职能部门消防检查不到位,改善居民住房条件,而是引发了大规模遣返外地人的运动。北京政府因应此次事件成立了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并以火灾为借口开展为期四十天的全市排查安全隐患的行动,多处出租房收到通知,要求三天内搬离,否则到时断水断电停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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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上视频显示,大量外地人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在寒冷冬天被赶到了马路上,更有大量店面、民宅被执法人员暴力砸毁的画面。有文章显示,被驱逐的外地人口,达到数十万,甚至有说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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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截图

有一些社会团体(如同舟家园),提出收容被驱离的困难群众,也因为政府出面阻止而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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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一时引发了广泛批评。虽然市一级政府极力否认使用了“低端人口”这样的歧视性称呼,但是网友发现,至少区一级的文件里,“低端人口”这样的称谓一再出现

所谓的低端人口,古已有之。中原农耕民族被南下的游牧民族征服不是一次两次。蒙古人把人分成四等,最高等的是蒙古人,最下层的则是以汉人为主体的称为南人,是第四等,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就是当时的“低端人口”。因为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导致朱元璋领导汉人以“驱除鞑子”这种民族主义的口号,推翻了蒙古人政权。明亡之后成立的大清朝,同样是异族征服了汉人成立的政权。只有满族人才能有权自称“奴才”,汉人则没有做“奴才”的资格。以至于数百年后,孙中山为代表的汉族势力又再次以驱除鞑虏的名义,推翻了满族人的异族统治。

共产党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以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自居,自称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但是为什么到了现代,却不代表广大劳工群众的利益,还斥之为所谓的“低端人口”,并要把他们驱逐出北京呢?其实历史上,北京就一再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

1954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面就有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是在现实中,一些政府发布的文件,却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和流动。“盲流”一词,即出现于建国之初。盲流,即人口的盲目流动。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出了关于”盲流”的预警信号: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下达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要求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实行计划管理。随后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和控制,城乡居民被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业人口不能随便进入城市,在升学就业等诸多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自由迁徙成为一个梦,从此不再拥有。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在火红的”红八月”之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和指使,以红卫兵为首的红五类,对成份不好的“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进行残酷迫害,殴打,抄家。于是发起了一场把所谓有问题的人赶出北京的运动,当时成为“遣返运动”。“遣返运动”受到了当时传媒的热烈称赞和追捧。据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讲述,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从60年代初就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十万“黑五类”赶出北京。所以文革开始后形成了一个契机。九月上旬,北京遣返运动达到了高潮,仅几天时间,就有近十万黑人被强行赶出北京。当时北京站每天开出的几十列列车,每趟车上都有成群结队的被驱赶返乡的“黑五类”分子,在车站广场上等待被遣返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1975年颁布的宪法则取消了有关自由迁徙的规定,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以致于改革开放之后,到外地出差仍然还需要单位开具介绍信,否则旅馆都不允许入住。

2003年因为收容制度被打死的广州大学生孙志刚,就是因为没有暂住证,也没有带身份证,被强制收容,在收容所被野蛮殴打致死。孙志刚这种没有办暂住证的人群,也是当时强制收容部门眼中的“低端人口”,此案激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前新东方老师罗永浩也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在同一个音频中,罗永浩讲述过,一个有暂住证的人,也因为激怒了警察,暂住证被撕毁并被遣返的故事。

世界人权宣言早在1948年,就明确规定,人人有在本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这项基本人权,却没有明确保障,且一再践踏。北京凡是遇到重大涉外活动或者重大政治事件,例如1995年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奥运会,APEC,党代会,从所谓的“为了保障首都的正常秩序”的目的出发,都大规模有组织的驱赶外地人,工厂停工(有所谓的APEC蓝),学校关门,外地人的权益在北京得不到有效保障。

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计划经济时代,举全国之力建设少数大中城市,全国人都为建设北京上海出了力,所以北京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也是全国人的北京,凡是有份于建设北京的人,都有权享受到相应的尊重和红利。如果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让这种大规模践踏人权的人道主义危机继续上演,所谓的“中国梦”就会变成少数特权享有者的自嗨。驱离以外地务工人员为主的“低端人口”的背后,是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漠视,也是对共产党“共同富裕”口号的背叛。

有评论指驱逐外地人即所谓“低端人口”的做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泛滥的结果,此种判断并非准确,因为它忽略了强力政府在中间扮演的角色。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不管左翼右翼,都无法做出三天之内从一个城市驱离数十万人的行为。而强权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使这种举措成为可能。引用我朋友的话说:

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大驱逐是不够的,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许诺了一种灰色中间地带(相对主义与优胜劣汰法则),如用它认识极权,后者会在中间地带遁走。也使批判者止步于中间地带,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

驱逐和切除的结果,是已经不能以“城市”(至少是传统城市)来定义北京这一空间。该怎样理解和称呼这一空间?它不是“首都”、不是“城市”,它是或已经成为什么?如果北京发生的野蛮行为继续蔓延,由此产生的这个名叫“中国”的亚洲大陆空间是或已经成为什么?

大驱逐的阴影仍旧会执拗地保留,永远地持续,这正是大驱逐的可怕之处。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顺从地听从政府的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人”则客观上,物质上地终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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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时评人,平等公义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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